2016年10月31号 星期一
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是怎样破产的?

第A04版: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是怎样破产的?
□孙新

来源:青岛财经日报 2016年10月31日 版次:A04 作者:

编者按: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即将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长征新观察》一书。长征新观察》一书。该书以学术的视野、专题的形式,讲述长征历史知识,该书以学术的视野、专题的形式,讲述长征历史知识,归纳长征热点问题,综述长征若干历史问题的学术争鸣和代表观点,对于拓宽读者视野、综述长征若干历史问题的学术争鸣和代表观点,对于拓宽读者视野、深度了解历史、感受长征精神很有价值。深度了解历史、感受长征精神很有价值。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本报独家选载该书一些内容以飨读者,共同纪念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本报独家选载该书一些内容以飨读者,伟大胜利。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经历了两次由分到合的历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6月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两支长期独立作战的红军部队实现了第一次会合;接着却发生了张国焘闹分裂事件,导致红一、红四方面军分离;经过曲折的斗争,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3个方面军终于在西北地区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部黄少群在《军事历史研究》撰文指出:以往论著在论述红一、四方面军两次由分到合的历史时,只说明了其“然”,而未能说明其“所以然”。本文依据历史资料,着重说明红一、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两次由分到合历程,不仅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反映“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历史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的高度权威性和各路红军对党中央的坚定的支持与信任;张国焘闹分裂,则是他个人政治野心、军阀主义的彻底暴露。而张国焘最后叛党而去,也是历史的必然。现将其论述介绍如下: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第一次会合

  1933年9月开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军事教条主义瞎指挥下,历经整整一年苦斗,遭到彻底失败。经请示共产国际批准,不得不放弃毛泽东、朱德等苦心经营了近6年之久的大块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10日开始战略转移,突围西征,前往湘鄂西根据地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西征”随后演变成“万里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特别是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防线遭受重大损失,党内、军内高层领导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严重不满,纷纷要求改变党中央和军委的组织领导,于是才有了被称之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常委分工他担任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使毛泽东进入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实际上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的这一人事变化,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随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三军大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国焘是依靠红四方面军起家的。而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张国焘思想深处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意识也不断滋生发展。张国焘于1931年4月到达鄂豫皖苏区,以中共中央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与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当地革命斗争。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鄂豫皖地区的红4军和红25军合编成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在徐向前等的出色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全军发展到4.5万人,根据地总面积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各县独立师、游击队、赤卫军达20万人。这一重大成绩,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张国焘一时名声大噪。在中央苏区举行的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张国焘虽然没有到会,但他仍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仅次于毛泽东和项英。
  鄂豫皖苏区的大发展,震惊了蒋介石。原来他认为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是第一劲敌,如今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也成了他的劲敌了,甚至是头号敌人,因为鄂豫皖根据地逼近国民党统治腹心京汉路地带。1932年7月,蒋介石在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时,就决定以30万大军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并亲自坐镇武汉指挥。
  可是,这时张国焘和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却被前4次胜利冲昏了头脑。1932年1月,他们在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发表演说,竟然狂言:“今后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火线将由帝国主义者直接担负,而国民党政府和其他军阀部队只担任偏师的任务。”它“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这一荒诞离奇的怪论,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都感到“过分”,即时回电批评“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并严厉警告他们说: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计划早在蒋介石及其外国顾问的指挥之下订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调动军队之中,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武力约在五十师以上,设立了三个清剿司令部(鄂南、鄂东、皖西),可以把它当做无关重要的偏师吗?不,绝对不能够的。对于国民党这个进攻有丝毫的忽视与轻敌将会造成极大的罪恶!”轻狂骄纵的张国焘无视临时中央的这一警告,仍然积极推行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张国焘为什么敢于这样做?这是张国焘军阀主义、领袖欲望、两面派、小人得志便猖狂等复杂心理的表现。
  1928年8月,张国焘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瞿秋白)时,曾经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王明、博古有过一段交恶,在中山大学“教务派”与“支部派”的斗争中,张国焘与瞿秋白一起支持“教务派”,指斥“支部派”(王明、博古等)。应该指出这一行为是正确的,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立场。但到1929年底,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遵照斯大林指示,在中山大学实行“清党”,校长米夫(王明、博古的“恩师”)在打倒了教务派以后,有意将矛头转向中共代表团。张国焘惊出一身冷汗,立即从斗争的漩涡里抽身而退,申请到列宁学院当旁听生,当面向王明等“请教”马列主义。而他内心里对王明十分蔑视,称他是“绣花枕头”,表面光鲜,满腹砒糠。张国焘还大批李立三的“路线错误”和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迎合、讨好共产国际和已担任国际东方部部长的米夫,赢得了共产国际对他的好感。1931年1月中旬,共产国际不但批准张国焘夫妇回国,而且在米夫操纵下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还将他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喜出望外之余,要争取进一步“立功”。2月7日他在《实话》第10期发表《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文章,极力表示拥护四中全会和共产国际,抨击罗章龙等反对派。文章直白地说:“四中全会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的指导和批准而召集的,现在又己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张国焘的两面派面目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张国焘的付出很快又得到进一步的回报:应他自己的要求,坐镇上海的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批准他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鄂豫皖苏区指挥一切。张国焘为什么要去鄂豫皖根据地?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地处中原腹心地带,南濒长江,北倚淮河,西扼京汉铁路,东接江淮平原,武汉、安庆、合肥、信阳等大中城市均在其俯瞰之下,威胁着国民党政府的中心统治区域,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经过3年多地方武装暴动和游击战争,苏区已经拥有250万人口,主力红军——红四军发展到4个师共2万余人。其版图面积、居民人口和武装力量仅次于中央苏区,是全国第二大战略根据地。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得意地写道:“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留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望(即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张国焘没有说出他的潜台词。他为什么没有选择去第一大苏区中央苏区、而选择第二大苏区鄂豫皖?因为他知道名气比他还大的毛泽东、朱德在中央苏区,他很难超过也很难斗得赢那二位;而曾中生名气较小,又是“立三路线拥护者”,拿下他确是“游刃有余”的。而且鄂豫皖的战略地位超过中央苏区:立马中原,窥伺京汉,一旦成功,则功盖全党,可以拥兵自重、据地称王。这是张国焘真正“为之向往”的目的所在,也是他政治野心和领袖欲望的端倪初露。
  鄂豫皖4次战役的大胜利,张国焘为之沾沾自喜,他向成功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手握重兵,此时如何肯听临时中央“那个小伙子”(当时党内对博古的蔑称)。博古以24岁如此年轻和非中央委员入主中央政治局,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既无权威,亦不受尊重。张国焘坚持攻打中心城市的主张,因为他认为: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不仅是临时中央的既定路线,更是共产国际的一贯方针。所以他有恃无恐,将临时中央博古等的批评置诸脑后,在“偏师”思想指导下,盲目轻敌,不但不做反“围剿”的准备,反而于1932年6月中旬命令红军主力出击平汉路,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以实现所谓威逼武汉的计划。这样,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在国民党重兵进攻下,根据地中心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新集相继失守。红四方面军从前线撤回,保卫根据地,来回奔波,损失巨大。威风尽失、惊慌失措的张国焘,于9月13日、24日,连电临时中央告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初成立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全国根据地和红军的最高组织)书记周恩来,以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临时中央转来的张国焘的告急电报后,立即回电,对红四方面军如何摆脱被敌军包围的困境提出正确建议。但这时的张国焘已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不但不去执行这一正确的方针,反而于10月中旬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两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只留下少数部队(先后组成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当地艰苦奋战。
  一段时间,党史学界曾经认为红四方面军主动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是执行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结果。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修党史,这个结论被推翻。原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人之一的李先念在1982年11月9日接受党史部门采访时说:“有人说,退出鄂豫皖不对,我看不退也不行,是被逼着出来的。自古有语: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怎么能让我们那么多人在他跟前革命?第四次‘围剿’他亲自到武汉坐镇,是专门对付鄂豫皖的。当时蒋介石已经统一了江苏、浙江、安徽,我们打了岳维峻,他又统一了河南,统一了湖北。所以说,留在鄂豫皖周转是不行的。如果说,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还可能有第五次‘围剿’、第六次‘围剿’。再说,那时政策也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徐帅(徐向前)交换过意见,鄂豫皖退出来是对的,那个地方长期占不住。”
  徐向前也这样说过,红四方面军主动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是对的,只是留下的部队少了,如果留下一个军,情况就可能不同。不过,笔者认为:从当时大势看,退出来是对的;但从张国焘个人心理分析,他是被敌军的强势吓退的。这从后来长征中张国焘的实际表现也可证明:他害怕和国民党大军正面作战。
  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后,经过千辛万苦,浴血奋战,翻越秦岭,渡过汉水,历时两个多月,行程3000里,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到川北地区。由于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正确指挥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当地贫苦群众的热烈拥护、四川地方军阀连年混战,较快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并使根据地迅速扩大到4.2万平方公里,500余万人口,红军扩大到8万人,这也是红四方面军发展的高峰期。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川、滇、黔3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为此,需要活跃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的配合和支持。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制刘敌(指国民党军阀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湘所属的川军),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所谓“西线”,就是指与川陕根据地隔江相望的嘉陵江以西地区。
  张国焘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令,领导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造成与中央红军相互配合的极为有利的形势。但张国焘悲观估计革命形势,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能分兵作战。拒绝徐向前等的正确意见,将根据地的部队和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实际上又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张国焘的一贯的右倾惧敌思想和行动,不可避免地要在会师后的红一、红四方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上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如果红四方面军不退出川陕根据地,而是在嘉陵江东、西两岸活动,那么,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有这样一大块根据地作基地,中国革命将可能会是一种更好的局面。
  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军级以上干部在四川江油开会,有些干部对全部退出川陕根据地提出批评。张国焘辩解说,撤出川陕苏区是为了迎接正在北进的中央红军,两军会合后将在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赤化四川、西康、陕西、甘肃、宁夏。大家一听说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那时包括张国焘在内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都热切期盼两军会合,憧憬着会师后的光明前景。李先念后来回忆说:“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都迷信张国焘。有人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确实有些冤枉。那时一听说中央来的,比圣旨还尊重。”接着,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第80师和第9军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可以看到,这时的张国焘执行中央指示还是积极的。
  5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懋功的达维镇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合。6月25日两军在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
  由上所述,红一、四方面军的第一次会合,是张国焘遵照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命令实现的,体现了“党指挥枪”原则的权威性。而随即发生的张国焘闹分裂事件,则是张国焘个人劣根性发展的结果。

  从两河口会议到毛儿盖会议与张国焘的博弈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川西北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人口稀少,经济贫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汉族居民较多,物产较丰富,地域宽阔,交通方便,同时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惧怕和国民党大军正面相抗,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人烟稀少的西康、青海、新疆等地,后来又主张南下。
  两军主力会师前夕,在电报往来中,张国焘与党中央在红军发展战略方向上发生了争论。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府的战略计划。17日,张国焘、陈昌浩回电中共中央,提出南下主张。18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到达懋功县城,就战略进攻方向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指出:目前形势需集大力向北突破平武、松潘,以为向北转移枢纽,是此时主要一着。而向雅、名、邓、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望即下决心为要”。20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要求红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红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邓味、大邑、名山,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当天即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并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憋功,以便商决一切”。
  为了解决红军发展战略方针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张国焘亦从茂县赶来参加。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周恩来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和军事行动方针的报告,着重阐述了在松潘、里番、懋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不利因素,及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性。
  张国焘在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另一方面却大力鼓吹他的南下主张。由于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按:上述名单排列依据会上发言顺序)都支持周恩来的报告,会议一致同意(包括张国焘)中央的“北上”方针。根据周恩来报告精神,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决定》要求,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
  张国焘为何昧于大势公然反对中央的正确方针?这是因为两军会合时,他看到中央红军一路征战,人数较少,疲惫不堪,服装破烂,武器不全,不像个军队的样子;而红四方面军拥兵8万,兵强马壮,服装整齐,士气高昂,实力明显比红一方面军强。会师大会后,张国焘别有用心地向周恩来询问一方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心底一直有的军阀主义、枪杆子主义、政治野心、领袖欲望一下子就膨胀起听来。
  为贯彻“北上”战略方针,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为了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一道北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以为统一两军指挥,实现北上战略方针提供组织保证。
  为执行《松潘战役计划》,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7月16日,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等待红四方面军到来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道路。
  但是,张国焘不听党中央指挥。一方面,他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队作战,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另一方面延宕北上,要求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借机向党中央要权,策动一部分人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并授以“独断专行”大权。
  为了顾全大局,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得不紧急商议解决“人事问题”。张闻天表示:为了团结的大计,可以将自己担任的总书记一职让给张国焘。毛泽东不赞同,认为“此职不能让!”他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最后,周恩来提出并经大家同意将他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
  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张闻天代表中央宣布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借机又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想将他的亲信安插到中革军委,以将军委控制在他的手中。由于毛泽东委婉地制止,张国焘的企图没有得逞。
  张国焘为了实现其控制中央和军委的政治野心,暗中进行非组织活动。他想拉拢聂荣臻和彭德怀。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还决定给他们补充两个团的兵力;又派人给彭德怀“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遭到聂荣臻和彭德怀的拒绝后,他和陈昌浩又分别去拉拢博古和凯丰。张国焘知道,遵义会议上博古和凯丰都是受批判者。张国焘挑拨性地对博古说:遵义会议决议不合法,红四方面军不同意。博古和凯丰都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并告诫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不要搞分裂。同时,博古还对张国焘的旧军队习气提出了忠告,劝他改掉军阀作风。张国焘气呼呼地走了。但是博古却大大“得罪”了张国焘。此时博古代替生病的李富春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张国焘的一再反对,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不得不决定博古让出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改由陈昌浩兼任。后来博古还气愤地批评了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陈昌浩,说他作为总政治部主任,连自己的秘书长廖承志都不救;责问他对张国焘的家长制、军阀作风熟视无睹,任凭张国焘横行霸道,其党性何在。陈昌浩无言以对,只好告辞。毛泽东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对周恩来说:博古是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称赞博古。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进一步团结,不仅对彻底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胜利完成中央红军的长征,更是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由于张国焘的蓄意阻挠,故意延宕北上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无法实施。随后,红军总部于8月3日另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北上,经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北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红一、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重申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会议要求必须在红军中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情绪,实际上这是对张国焘的批评。张国焘在会上发言,仍然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表示怀疑。会议在组织上再一次迁就了张国焘,决定增补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人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张国焘还不满足,进一步提出提拔干部进中央的要求,被毛泽东顶了回去。会议同时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当前的敌情、地形、气候、粮食都适宜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要求左路军迅速行动。张国焘仍不执行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并极力排斥在左路军中坚决拥护中央的朱德和刘伯承。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鉴于周恩来病重,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这是党内常委临时分工。但从此在军事领导上“毛正周副”的局面就开始确定下来了。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又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再次阐述了北上方针,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两个方面军会合,执行《夏挑战役计划》。《决定》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从而揭示了张国焘错误的要害。
  8月21日,毛儿盖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及其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经数日艰苦行军,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史料记载,从8月24日起,至9月14日,中共中央连发7封电报(8月24日、9月1日、9月8日上午及晚上、9月10日、9月11日、9月14日),催促左路军北上,语意恳切,言之谆谆。但这时仍在阿坝的张国焘一意孤行,根本不听中央劝说,甚至于9月9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决不可分开行动”,意即要右路军随他南下。对于这封电报,朱德表示反对,坚持没有签字。张国焘又背着中央密电陈昌浩,要求其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张国焘的错误时曾说:“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中共中央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脱离险境先行单独北上后,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徐向前坚决阻止,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从而避免了红军自相残杀的悲剧。徐向前元帅功莫大焉!
  接着,又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带着几个人骑马追上了己经踏上北上征程的中共中央及其部队。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还是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当毛泽东和李特争论时,原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发现李特的手摸着腰里的手枪。李德赶紧上去一把抱住李特,不让他拔枪。李德身高马大,又是国际顾问,李特不敢不买账,从而又避免了一场横祸。
  从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到7月18日的芦花会议,8月4日的沙窝会议,再到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最为屈辱的一段历程。在将近60天的日子里,中共中央面对的并不仅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也不仅是杀人于无形的饥饿、寒冷、雪山、沼泽,更主要的是曾经作为同志的张国焘自恃8万大军杀气腾腾的威胁。一方是咄咄逼人步步索权,陈兵耀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方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共同北上。为了团结和争取张国焘北上,中共中央真正是仁至义尽。
  9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再次致电张国焘,要求其率部北上。张国焘还是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率部北上途中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边境退却的错误;揭示了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张国焘错误的性质是分裂党、分裂红军,表现了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他对于中央的耐心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决定要求,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中共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促使其北上。为了继续教育和争取张国焘,俄界会议作出的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党内公开。
  然而,张国焘坚持错误,军阀主义倾向恶性发展到了顶点。他错误地以为中共中央率领人数不多的部队北上,已不成气候。10月5日,他公然在四川省里番县卓木雕(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中央委员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工作。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政府、红一方面军也只能称陕甘政府和北路军。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鉴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和分裂红军错误的严重性,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分裂活动。并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下转A6版)
    张国焘率部下南下后,虽然于10月、11月间取得击溃川军6个旅和歼灭1.5万人的胜利,但自己也伤亡近万人。特别是1936年2月,国民党增调重兵对其围攻,红四方面军虽然英勇奋战,但伤亡很大,由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为4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元气大伤,给养困难,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实际已宣告破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密切关注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多次发电报给张国焘,批评他的错误,促使红四方面军北上。电报强调中央先率一、三军团北上是正确的;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中央要求张国焘将电报内容转达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并要求立即回复。但是,张国焘对朱德、刘伯承封锁收到中央电报的消息。
  尽管如此,张国焘却无法抹煞中共中央率部北上适应形势发展,并打开了中国革命的宽广通途的事实;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在红四方面军中不得人心,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与四方面军中不赞成张国焘路线的同志一起,同张国焘进行坚决的斗争,耐心地做争取受迷惑人员的工作。这些是促使张国焘最后同意北上的基本因素。
  在张国焘欲归未归、还想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时刻,有两个关键因素粉碎了张国焘的最后幻想。
  第一个关键因素是1935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代表张浩(本名林育英)从莫斯科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带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
  毛泽东总是谋略深远,高人一筹。为了彻底击败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他利用张国焘惧怕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心理,采取了两个步骤:
  第一步,敲山震虎。毛泽东先给朱德发了一份长电云:“国际除派林育英(张浩)来外,又有闫红雁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除苏联外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布尔什维克化,全苏欧、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毛泽东料定张国焘当然能看到这封电报,更料定张国焘一定会惊惧不安。张国焘最畏惧的就是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第二步,请“国际代表”出面。毛泽东将张浩请到他的窑洞里谈话,希望他能够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给张国焘发电报,说明他是共产国际派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的。起初张浩没有同意,因为共产国际和王明根本不知道一、四方面军分裂这件事,也从未让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来解决这件事。张浩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1936年1月,毛泽东再请张浩到他的窑洞谈话,强调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已迫在眉睫。共产国际现在已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负责人,换言之,张国焘另立的中央是非法的,自封的总书记也是非法的。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张浩以党的利益和革命大业为重,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请求。
  1936年1月16日,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用张国焘熟悉的名字“林育英”,给张国焘发电报,电报开门见山地说:“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
  22日,张浩又给张国焘去电报: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
  1月24日,张浩再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给张国焘电报,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完“甲、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共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的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的。乙、兄处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应该指出,张浩并没有被授权以共产国际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这个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毛泽东和张浩两人知道。张浩为解决张国焘的分裂问题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给予张浩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后来张浩逝世,毛泽东亲自给他抬棺送灵。
  张浩发的3封电报是张国焘的催命符。但是,张国焘很狡猾,一方面借坡下驴,表示服从共产国际和代表团的指示;另一方面想继续与中央分庭抗礼。在“急谋党内统一”的借口下,他向中央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共产国际、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和争执双方一起商量,重组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二是争执双方党的机构均直属代表团,陕北处称西北局,川康处称西南局。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2、红6军团在长征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对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11月初,红2、红6军团17000余人,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下,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3月30日接到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电报,命令他们北渡金沙江与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为什么朱德、张国焘给红2、红6军团发命令,而不是中共中央下达命令?因为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后进行工作移交时,中共中央、军委与红2、红6军团联系的电台密码被张国焘掌握了。中共中央几次要求张国焘告知联系密码,均被别具用心的张国焘所拒绝。1936年1月21日,周恩来致电张国焘:请将与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2月9日张国焘回电:我们对二、六军团之各种情况甚为明“了,可以完全帮助他,勿念。“”对二、六军团行动方向上有何指示,请直发我处转去。”5月18日,张浩、周恩来再次向张国焘提出:请将其通电密“码……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张国焘干脆不予理睬。
  党中央最初并不想让红2、红6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因为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尚未弥合,红2、红6军团如与四方面军会合,听了张国焘片面之词,其态度和立场将会如何,是一大疑问。所以,4月1日,党中央通过张浩致电张国焘,认为红2、红6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坚决不同意将红2、红6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
  红2、红6军团领导人对张国焘阴谋并不知晓,于是奉命离开驻地盘县向西急进,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历尽艰险,于7月2日同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甘孜。在张浩连电劝说以及红2、红6军团即将到达甘孜地区的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第二“中央”,改称“西北局”。张国焘欲想“黄袍加身”的伪中央,值勉强维持了8个月。
  中共中央得知红2、红6军团的情况后,7月5日立即指令红2、红6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在贺龙一再要求下,张国焘将原一方面军的第9军团即左路军中的第32军划归第二方面军。中央此举在于增加他们对张国焘斗争的分量。
  张国焘仍然执迷不悟,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领导人支持他的错误主张和活动。朱德、刘伯承则抢先向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说明了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真相,做好他们的工作,使他们与朱德、刘伯承站在一起,共同向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同时,张国焘的铁杆助手陈昌浩也被朱德说服,在与张国焘的争论中,基本站在朱德一边,反对张国焘。这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由于张国焘一边是南下计划彻底破产,一边是众叛亲离,在其心腹大都转而拥护中央的北上方针的情况下,不得不同意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9月和10月先后在西北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10月9日,朱德率红军总部到达会宁,与中共中央派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合。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中约一年零三个月,凭着他们的坚定信念和斗争智慧,在击破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和促使红四方面军回归中央的问题上,立下了大功。在与中央派来迎接的红一师师长陈赓谈话时,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军人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同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大会合。11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进行了山城堡战役,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
  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分而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方面军终于胜利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红一、红四方面军由分到合的历史必然性

  长征中红一、红四方面军由分到合的曲折历程深刻地说明,“党指挥枪”是红军的原则,更是红军发展的规律。什么时候离开了“党指挥枪”,什么时候就出现分裂和失败,什么时候坚决执行“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什么时候就有团结战斗,就能从胜利走向胜利。红军由分到合,是“党指挥枪”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党指挥枪”即“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原则,是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途中于“三湾改编”时提出的,到1929年12月的红四军古田会议正式确立,并为中共中央所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这一最高原则,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动摇。长征中,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第一次胜利会合,是张国焘服从中共中央指示的结果。作为中共党员、革命军人,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共产党人应具有的原则性,是“党指挥枪”根本原则的必然要求。
  张国焘闹分裂,导致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家,是张国焘个人政治野心、领袖欲望、军阀主义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两军会师后,在得知遵义会议改组了党中央的组织领导后,张国焘倚仗强大兵力,公然声称“遵义会议决议不合法”。意思是:你们可以改组党中央,我也可以改组党中央。公然否定中共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反对北上、坚持南下,企图用枪来改造党,并发展到另立“中央”的恶劣地步。然而,红四方面军毕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军队,广大干部战士,军心向党,张国焘能欺骗于一时,而不能得逞于一世。
  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最后的归宿叛党投敌,也早在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意料之中。1935年9月12日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与张国焘的斗争,“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错误的发展,“要了解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果然,不到1个月,10月5日,张国焘就在卓木雕公然另立“第二中央”。这次会上毛泽东作的报告结论中,也这样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果然,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张国焘借口去祭扫黄帝陵,逃出延安,跑到武汉,投奔国民党蒋介石去了,当了可耻的叛徒。
  张国焘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毛泽东和张闻天的预言都被证实了。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历史的规律不容违背!反对党的正确路线的人,最后都必然是叛党甚至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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