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财“经”
《深圳奇迹》
第二章

来源:青岛财经日报 2021年03月29日 版次:A04 作者:

深圳“试验场”的激荡四十年

  邓小平访问日本时,日本现代科技的发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日本体验了“新干线”,还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我在后来的电视上看到有这样一个片段,印象颇深:邓小平在参观松下电器时,在一间展示微波炉的展示厅里亲口品尝了用微波炉加热后的烧卖。
  后来,邓小平到了“新马泰”,对它们充分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发展的经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国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缴税,这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些都是收入……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就在1978年4月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外贸部也曾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去香港和澳门考察。回到北京后考察团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报告建议,把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宝安和珠海划为出
  口基地,力争三五年里建设成为对外生产基地、
  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旅游区。刚从西欧
  考察回来的谷牧副总理深感开放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自然对这个及时送上来的报告十分赞赏。
  于是,当年的6月,该报告就得到中央领导人华国
  锋的同意,并且鼓励把出口基地办起来。
  这个决定促使当时交通部驻香港的商业机构“香港招商局”(前身是由李鸿章1872年创办)副董事长袁庚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在1979年的元旦之后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递交了一个建议报告,主张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蛇口建立一个码头,发展招商局与香港的贸易。他的理由很简单,香港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太贵,如果能在蛇口建立与航运有关的一个工业区,既可以充分发挥广东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又可以利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个想法一定是打动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与谷牧,他们约见了袁庚,听完汇报后李先念决定给袁庚“一个半岛”去试验。袁庚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思想不够解放”,不敢要个半岛,而只要了2.14平方公里。就这样,“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于深圳特区在1979年年初挂牌成立了。于是才有了后来关于“蛇口模式”的说法。事实上,在经济特区以及后来在整个中国推进的体制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与“蛇口模式”有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从“蛇口模式”扩散出去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在后面专门讨论。
  中国经济改革的前40年往往就是这样,只要是成功的做法,试验区的经验和模式很快就会扩散出来,被别的地方吸收。我2007年5月去参观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时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在想:为什么邓小平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对小岗村1978年“违规”的“包产到户”采取了宽容的政策而没有坚决取缔?一直有人传说,在邓小平看来,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不过是一个小的试验,等做了之后甚至看到了结果再下结论也不迟。我在国外讲课中经常会把这个细节与著名的耐克鞋的一句广告语“just do it!”联系起来,每次都会引来同学的阵阵笑声。
  当然了,成立的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还只是一个弹丸之地,但它的确反映了当时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副总理李先念、谷牧等对开放中国经济有着的一种紧迫感。而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头脑中设想的似乎就更遥远更透彻了。我至今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邓小平在1977年11月第二次复出后,会首选到广东、到深圳这个边陲小镇去考察。实际上,他在从深圳回到北京之后,就一直念念不忘深圳这个地方,在中央的会议上多次提到深圳。我想,深圳的恶性偷渡逃港事件肯定让老人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所谓“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想法和政治策略了。于光远先生曾有过一个回忆,提到了邓小平的一个细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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