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 谏
小舅是我母亲四叔的儿子。
我姥爷兄弟四个，年龄相差不大，在那个陈旧而饥饿的年代，肩并肩地、如狼似虎地成长起来。一个家庭，人丁兴旺是件可喜可贺的事。
只是，我的姥爷们太穷了。穷而吝啬，土里刨出来的每一个铜板，都想攒起来买地，据我母亲说，我姥爷的父母是带着4个儿子逃荒逃到我们村的，人虽穷，但心气高，立志要买房置地让街坊四邻瞧得起。勤俭持家到恨不能口里不吃腚里不拉的程度，老两口在穷苦中去世，把节俭到悭吝的习性传给了儿子。
我姥爷和他三个身强力壮的兄弟们，膀挨膀地站在起风镇的大街上，做事又舍得下力气，大家当仁不让地认为他们会过上好日子。
我的姥爷们也坚信不移。为了尽快过上好日子，他们起早贪黑，只要有工钱，去电闪雷鸣里捉雷公都干。置下几亩薄田后，我的姥爷们并不松懈，为置更多的田而战天斗地，直到我最小的姥爷也过了而立之年。
旁人就奚落他们，四条光棍，拼死拼活地干了攒给谁？他们才如大梦初醒，四处托媒说亲。所以，虽然我的姥爷们身强力壮，却因为娶亲太晚，下一代人丁并不兴旺，才生出三个儿子，我的小舅是其中之一，排行老三。
当年，因为一段不能言说的个人原因，我的四姥爷只身一人闯青岛，在铁路段干“老搬”，多年以后，才把抛在老家的四姥姥接到青岛，小舅才得以出生。
基于写作者的八卦本能，对四姥爷那段不能言说的历史，我很想知道，却没人肯说，哪怕我费上挤牙膏的力量，也挤不出来。随着老人们的陆续故去，这件事成了悬案，挂在岁月的边缘，偶尔想起，就胡乱猜一会。
我八九岁的时候，四姥爷去世，回故土安葬，葬礼过程，我依稀记得。已成年的小舅抱着四姥爷的骨灰盒走在队伍的前面，披麻戴孝的女眷一路恸哭，每走几步就喊一嗓子：爷，上西南啊。如此，周而复始。大概是人去世后，魂魄是要往西南方向走吧？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山东乡下穷苦难捱，姥姥带着我的母亲和我的舅舅跟随她的另一任丈夫逃荒去东北。我好奇他们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东北怎么生活，上无片瓦，下无立锥，难道在荒山野岭开荒？
母亲说不是，是当地政府把他们分到当地居民家借住，给间屋，给点粮食。因为这，我对东北人民肃然起敬，饥馑年间啊，顾自己都顾不过来，能这样善待灾民，很不容易。但我母亲他们没在东北待下去，因为我姥姥水土不服得差点丢掉性命，不得不回来。逃荒到东北却待不下去的人大都没钱买返程票，最后由政府统一组织遣返，一路辗转，先是坐火车到大连，再从大连坐船到青岛，从青岛坐火车回高密。
因为四姥爷，我母亲他们在青岛下火车后小住了几天。四姥爷去码头接他们，到家就看到了刚出生不久的小舅。
小时候，我对小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结婚，带着漂亮的小舅母回老家。
小舅须发浓密，留着鲁迅款小胡子，又高又壮，是典型的山东大汉模样，嗓门也又高又亮，若是板着脸站在那儿，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但他偏偏爱笑，一笑起来就天真烂漫的，像大号顽童。小舅母的嗓门也很高，在女子以温柔贤淑为美德的齐鲁大地，这可算不上什么优点，事实上，小舅母非常善良，她的嗓门大，是职业使然。小舅母是纺织工人，纺织车间噪音很大，同事之间交流，必须把嗓门提到最高。
小舅是传统的山东男人，有一些大男子主义，难免因为声高声低和小舅母吵吵几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小时候对小舅的印象很零星，大多和钙奶饼干以及高粱饴有关系，因为这是青岛特产，是小舅回老家探亲的必带。
第一次对小舅有了专门而深刻的印象是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到了青岛，住在远房亲戚家，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集中读书、画画，过了一年无法准确言说自己身份的生活，内心是苦恼的，精神压力也很大，虽然我可以随时回高密，但我不能，因为一旦回去，我就回不来了，留在青岛才是我想要的生活，虽然眼下苦一些，但总能熬过去。那段时间，我就是吞咽着这样的自我安慰熬日子的。虽然小舅在青岛，但我从未想过去找他，毕竟，除了他是母亲的堂弟这个身份，我和他并不熟，也没有任何的感情交融。
直到有一天，远房亲戚慌里慌张地跑回家，一脸严肃地说有人找。
那是个秋天，嘉峪关路上的法国梧桐呈橘皮色，暖烘烘地笼罩着整条街。
我看见了小舅，他穿一身蓝色夹克式港务局工装，推着他的大金鹿自行车，望着我咧嘴无声地笑着，好像刚刚烤好了叫花鸡的周伯通。
我局促地喊了声“小舅”，说“你怎么来了？”小舅把自行车支下，说我来看看你，问我在这边住得怎么样。我不甚明了小舅来的初衷，就敷衍说挺好的。小舅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问我是不是在减肥。我一时语塞，泪在眼里打了个转，差点滚出来。
那次见面，并没有太多亲昵，小舅到远房亲戚家坐了一会，寒暄了一会，聊了聊我的现状以及未来，也没留下吃饭，给我留下了单位电话和家庭地址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因当初我来青岛，父亲极力反对，拗不过我才放行，他不放心，写信给青岛的小舅，小舅就抽周末来看我了。
后来，小舅又来看过我几次，每次都是看看就走，决不给远房亲戚添半点麻烦。
一年后，我去一家部队疗养院工作，周末会转乘两次公交车去北山二路的小舅家玩。
北山二路所在是一片平房区，俗称海云庵，苍老而又热闹，小巷纵横交错，巷名都有古意，如乌衣巷、半辟巷、居仁巷等，但巷子都特别窄，窄到人站巷中，平伸胳膊，指尖就能触到巷两侧人家的窗台。饶是这样窄的巷子，各家窗下还垒着鸡窝、煤屋子，让巷子变得更加逼仄，逼仄到推自行车进巷都需要技术。
小舅家共四口人，住三间屋子，进门是厨房的这间比较小，大约半间屋的样子，东西各有一间屋，东间住着四姥姥和表弟蒙蒙，西间是小舅两口子的卧室，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小舅两口子个高，他们的床是加长的。
四姥姥的卧室还充当着客厅的功能，加宽大床充当着沙发的使命，有时，玩到很晚，怕我走夜路不安全，我就睡在四姥姥床上。
人和人之间，是有气场的，每次去小舅家，都有种到家的踏实感，这，于漂在异乡的我，很重要，只是我从未在人前说起过。每当内心苦闷，或被生活虐了，我都会去小舅家，什么也不说，没事人一样坐在四姥姥床上说说笑笑，听小舅没完没了地夸我。在小舅嘴里，我就是天底下最漂亮最有气质……各方面都好到无敌的女孩子，他夸我夸得毫不吝啬，以至于连我自己都要将信将疑地信了，然后，在四姥姥床上心满意足地睡一觉，第二天满血复活，投入生活的战场。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小舅一家是我这个在异乡漂泊的人的精神上的大后方，每每行到水穷处，就想一想小舅，在心里跟自己说，没事的，有小舅呢。那种感觉，哪怕因为自己的倔强，会像一块坚硬的骨头一样被这座城市吐出去，也有小舅接着我。
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通讯不发达，没手机，也没BP机，连座机电话都是权贵象征，所以，没特别急的事，没人打电话。但小舅会给我打电话。小舅的电话内容，永远一个字：吃。让我下班去他家吃饭，多数是喊我去吃“逛鱼”。小舅热爱垂钓，用汽车的内轮胎做了条橡皮筏子，工余无事，就划到海里去钓逛鱼。据说“逛鱼”很傻，一会就能钓一盆，做出来的鱼汤像牛奶一样雪白浓稠，简直好吃得鲜掉眉毛呀！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吃“逛鱼”上瘾，连去几次没吃到，就问小舅什么时候去钓鱼。小舅有些生气道：“到10月海里就冷了，你小舅母都不舍得支使我去钓‘逛鱼’……”
这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但小舅言语里的亲近，我是能听出来的，在他心目中，我这个外甥应该比舅母还心疼他才对，但我没有，所以他生气了。
直到很多年以后的一个10月，我去参加帆船比赛，恰逢那天水上没风，我又不懂操作，只能停在原地等救援，水里的寒气透过帆船底部直逼人身，像冰凉的巨手，把人攥住了往寒气里拖，我终于明白了小舅为什么生气。
小舅虽然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但并不大男子主义者，他爱做饭，有次他打电话让我去吃虾仁饺子，一进门，看见小舅蹲在地板上，一边用力地捣着蒜臼子一边兴致勃勃地跟我说，捣的是剥虾仁剥下的虾头，捣一捣，用纱布兜着挤出虾脑做成虾脑酱，配面条，是绝世美味。
小舅家的饭菜虽然家常，但口味都很棒，我又是个馋嘴的人，所以，有时候，不用小舅打电话喊，我也会自己去，且每次都能碰上好吃的，四姥姥和小舅就说我是个有福的人，理由是只有有福的人才能踩着人家吃好吃的点不约而至。这话毫无根据，很唯心，但对漂在青岛苦着的我，却是一针飘渺的安慰剂，好像告诉我，不要气馁，你好日子在后头呢，坚定了我在这座城市熬下去的决心。
我身为女孩子，一个人漂在青岛，小舅总怕有歹人欺负我，跟我说：“谁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弄死BYD（青岛粗话）。”让我跟别人说，他们家就是我的亲姥姥家，他是我亲舅舅，这样，意味着我在青岛有妥实可靠的亲人，别人想欺负我时，要掂量掂量。
写到这里，我眼眶湿了。只有身处过我那种境遇的人，才能体会到这样的暖，是多么透魂彻骨。之后很多年，我把小舅和四姥姥家都说成我姥姥家——确实有作用。
四姥姥八十多岁后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发展得越来越严重，身体强健，但神智混乱，经常闯祸，便溺在衣服里。再后来，小舅母的母亲也衰老得失能了，小舅便接过来，两个老人一起照顾。
四姥姥患阿尔茨海默症5年后去世，小舅的岳母也去世了，小舅内退，他身体好闲不住，去公司补差。
按说，他和小舅母就此该过上平和顺意的人生了。
却没有，小舅突然患病，去北京也没治好，但他总觉得自己身体底子好，没问题。我也觉得他不会有问题，住院治疗调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有天中午，他在医院还给大舅打电话，说他快好了，下午不用去看他了。
结果，下午就走了。
我难过了好几年。
小舅走后，原本性格开朗的小舅母患上了抑郁症，总猜疑邻居偷她东西，和邻居闹得不好，表弟不得不另购房搬走，小舅母独居时意外心梗去世。
就此，我在青岛最亲的亲人走了，我时常想起他们，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就看看天，觉得老天不公平，他们还那么年轻。
前几天，去菜市场买菜，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人，体态和模样跟小舅特别像，我愣愣地看着他走到我面前，和我擦肩而过。我转过身去，专注地看着他消失在街角。
那些永远离开了我们的亲人啊，他们是匍匐在心脏上的沙子，一有风吹草动，就刷刷地撒落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