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经典的电视剧《闯关东》，让更多人了解了历史上这次悲壮的移民运动。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躲避战乱和灾荒，山东人也曾携家带口“闯关中”。本文是亲历者后人讲述的这段艰辛创业故事。
在陕西关中渭北东起大荔、西至泾阳的广袤平原上，星罗棋布的村落中有400多个山东庄，生活着30多万名山东移民后裔。特别是西安市阎良区作为关中山东移民最为稠密的地区，有97个山东庄，总人口近5万人，保留了丰富的山东移民文化。
百年沧桑，山东移民形成了“勤劳拼搏，坚忍不拔，锐意创新，崇文敬祖，诚实守信，重情尚义”的“闯关中”精神，这种精神谱写了山东移民闯关中的传奇，也改写了关中的历史。
关中渭北平原，土地平坦肥沃，人口稠密，在封建社会时期农业相对比较发达。然而，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四年（1878年），陕西省战争、灾荒迭次发生，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
这一时期，陕西特别是关中地区因战乱和饥荒造成人口锐减，到处是残垣断壁，大量土地荒芜，经济一派萧条。阎良一带荒田弥望，出现了“南荒地”“北荒地”“东荒地”“西荒地”等不少地名，蒿草没人，常有狐狼出没。当时有“百亩荆棘百亩蒿，还有百亩老爷刀（一种结种像弯刀的野草）”之说。
同一时期，山东地区也遭受了连年兵乱和灾荒、黄河决口等自然灾害，大量的饥民外逃谋生。面对持续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山东省“财政拮据，仓储废弛，民鲜有盖藏，抵御旱灾的能力严重下降”。清朝后期，山东人口剧增，居高不下，土地不负重荷，成为典型的“狭乡”。另外，山东地区土地高度集中，土地的占有关系畸形发展，又加剧了人多地少的严重性。省内耕地根本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老百姓不得不选择外出谋生。
在灾荒面前，山东难民大多选择了闯关东，还有一部分去了陕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闯关中”。这主要是源于当时在关中为官的山东籍官员焦云龙的积极引导和推动，“齐、豫、楚三省客民来著籍落业者，皆自公始” （《焦云龙年谱》）。
其时，清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关中经济、保证田赋来源，在战乱和灾荒之后采取了积极的移民政策，组织流民开始复垦土地。光绪四年（1878年），焦云龙时任三原知县，招徕湖北、河南、山东移民积极来陕。他致信山东乡亲，鼓励他们迁陕垦殖；在父亲病逝回山东长山老家奔丧时，他又直接动员山东人到陕西，称“落户西安府，人人有饭吃，家家有地种，天天吃白馍”。在焦云龙的呼吁下，仅1880年就从山东等地招徕灾民2万余人。焦云龙的三弟攀龙和舅家孙氏一族也先后在阎良区关山镇境内落居。
还有一些山东人，受已扎根关中的亲友的影响，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了陕西。譬如，陕西省朝邑村的王建华说，到朝邑村最早的山东移民是李汝海。他给老家写信说了自己在陕西的生活情况，一下在山东传开了。当地说：“李汝海一步登天，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吃饭睡觉都不愁。”从此，山东人纷纷来到这里，建起了一个个山东人聚居的“山东庄”。
推着独轮车到关中
一批又一批的山东移民怀着“不到陕西不罢休”的意志和“到陕西吃饽饽”的梦想，纷纷肩挑车推、携儿带女来陕谋生，落居渭北一带，拉开了这场持续60余年的大移民序幕。
山东移民迁入陕西的路线分为南线和北线：南线是经过菏泽、穿越河南，从潼关进入关中；北线则是从山西南境永济过黄河，再进入渭北地区。
方式分为“富逃”和“穷逃”两种。富逃是指套着马车来的，多抱着创业目的赴陕；穷逃则是推着独轮车、担着担子来的，完全是为了维持生计，万般无奈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当然大多数移民属于后者。然而，无论是哪种方式，都要经过三四十天的艰辛跋涉。
山东移民后人王学斌（阎良区屈家村村民）口述：
听老人说，从山东来的时候是逃荒来的。我是第四代，我老爷爷（曾祖父）、我爷爷、我父亲都是山东生人。来的时候全家七八口子，家当就是那一个二把手推车推了那么一车东西，逃荒到这儿来。
山东移民后人孙绪民（画家）口述：
我算是第三代（山东移民）了。他们（父辈）一路上就是吃糠咽菜，有的时候还去讨饭，晚上碰着野庙还可以住，有时候就在野外露宿。
山东移民后人谭信明（阎良区谭家村村民）口述：
日本侵略，家里（高密县谭家庄）就待不成了。起脚想往这边（指陕西）走，路上走不成，在山西运城还叫飞机炸了一回。那时候在那边住了两三夏（年）呢，后来不管怎么说，日本总算投降了，这才从风陵渡这边过来。
闯关中的山东移民中不乏耄耋和幼儿，有的婴儿还在襁褓之中就踏上了闯关中的道路。这和闯关东有着明显的区别。据记载，自1866年起，清政府才允许妇女出关，1928年以前从关内迁往东北的移民仅有15%左右是妇女和小孩，而闯关中则是卖完老家产业，举家迁移。
用勤劳智慧谱写传奇
山东移民后人王美山（阎良区刘家村村民）口述：
那时候一个是靠做豆腐，咱庄里一天就出去一二百个卖豆腐的。以后又织小布，上富平（等地方）去卖，能挣一点钱，再就是给人家本地人纺线、纳鞋底什么的，维持这个家。
山东移民后人王学斌（阎良区屈家村村民）口述：
俺大（父亲）是中医，给人家看病又不要钱，人家就给点吃的。
山东移民后人谭信明（阎良区谭家村村民）口述：
卖豆腐、卖凉粉，给人家扛长工、做木工活，上渭南去担柿子啥的，老一辈人确实下了苦了。
在抗日战争以前，山东移民同陕西的本地人一样遭受过两次大的自然灾害，日子过得十分艰辛。根本好转是在抗战期间，山东庄的织布业等手工业蓬勃发展，当时有铁织布机近400台，闻名西北，有“西北银行”之誉。
山东移民后人高铭昱（阎良区谭家村山东移民文化研究者）口述：
解放前，阎良地区有个民谣：“穷蒲家，富官路，不穷不富三镇堡。凤凰岭，出财主，西北银行谭家堡。”谭家堡就是依靠织大机布发起来的，最兴盛的时候，谭家村120户人家有370多台机子，一家就好几台，最多的有30多台。
20世纪30年代，红军进入陕北，蒲城的昌邑村开始秘密给边区染织布匹。他们根据当时军服的要求，将织好的布匹直接漂染成红军军服需要的颜色，然后通过秘密渠道，直接运送到陕北边区。织布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复苏，在山东移民奋斗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山东移民善于多种经营，除了种植业外，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吊粉条、吊挂面、榨油、织布、做豆腐、编制草圈、烧瓦罐等都成了他们谋生致富的重要途径。大荔县的黄河滩地适合种植花生，民国时期这里的榨油业很兴盛。据《大荔县志》载：“落花生，种者愈多，山东客民取以榨油，民初油坊增至四五十家。”
在关中400多个山东庄中，有不少村子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闻名周边。如阎良的谭家村以餐饮、服装而著称；东来村因粉条加工而闻名；三原县的大李村搞起了香油加工而闻名全省，号称 “中国香油第一村”；高陵县老屈庄子以宰羊、收购羊皮为主业；富平山东庄的豆腐、粉条也很有名气；蒲城县六合村依靠地理优势，在家门口办起了“六合生态园”，山东饽饽被开发成了礼品，备受顾客青睐。
“包子山，馍馍岭，要吃香油用手捧。”“西安府，好碾子，一天三遍大卷子。”山东移民当年就是听着这样的民谣来陕西谋生的。他们来到人地两生的关中，用勤劳和智慧谱写了“闯关中”的传奇。
初期来陕的山东人中，不少直接从官府和当地人手中无偿获得了土地。《三原县志》载：“光绪五至二十年……县衙对移民采取了优待政策，除分给每户一定数量的耕地(每户30亩)外，还贷给耕牛及其他实物，又酌减额定岁亩银两，给移民以生息机会。”
大部分山东人因逃荒或避乱到陕西，其经济状况普遍很差。最初这些山东客住古庙、戏楼、窑洞、地窝子，后来才有了三根椽、五根椽的草棚，连瓦房在那个时候都很稀少。民国时期的山东庄除谭家村、三合村、刘家村、复合村等少数几个村外，绝大多数没有城墙，屋舍破烂，布局散乱，一眼就能认出。
山东移民后人王美山（阎良区刘家村村民）口述：
咱这儿荒地比较多，南边这个路，傍黑（天快黑了）狼还多得很。来的时候，就和搭个瓜庵子似的，凑合住下，时间长了，拿几根椽盖个屋，（房子）再小吧，也叫个屋呢。
山东移民后人刘世德（阎良区屈家村村民）口述：
冬天穿的是单鞋、手做的棉裤棉袄，里边连个衬衣都没有。房子有三根椽、五根椽、七根椽的，上边都是麦秸草坯，土墙，伸手就能够着屋檐。
临潼朝邑村王建华听曾祖父说，他们刚来时，这里地下水很深，有二三十米，没有井，要到七八里外去拉水。至于食物，“糜子带皮吃，谷子带糠吃，连麸子都吃，本地人喂牲口的白豆也当作口粮吃”是山东移民最初阶段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再艰苦的环境也无法阻挡这些山东客想活下去的决心。以“三义村”（现划归蒲城县贾曲乡南阜村）为例，当时本是一片荒地，蒿草茂密，而且土质贫瘠，在山东人来到这里之后，他们开始垦荒造田，这种行为在当地人看来，颇有点“疯狂”：“黄土积了几十年上百年了，他们竟然一点一点地给去掉了，然后再养田种田，这不是疯了吗？几百年来我们当地是没人在那里种地的。”
凭借勤劳的双手和坚忍的个性，早年来陕的山东客硬生生地扎根在了关中这片土地上。后期来陕的山东移民处境则要好得多：虽然无法直接获得土地，但有先前来陕亲友打下的基础，他们来陕后就有了依靠和落脚点。继而，他们通过给先来的移民或陕西人家扛活做工，攒钱置地，最终定居了下来。
山东移民后人袁胜平（安芦商贸总经理、阎良区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阎良区山东移民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口述：
父亲是个很勤快的人，年轻时给谭家村富户织过大机，新中国成立后到火车站当过搬运工。在那个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里，父母为了将我们兄弟姊妹5人抚养成人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
山东移民后人谭信明（阎良区谭家村村民）口述：
当时和难民一样，俺就是给人家干活，人家管吃，还给点粮食么。
难能可贵的“土客相融”
历史上，先住民与后住民之间的“土客”之争时有发生，并不鲜见。然而，自清朝末年大批山东移民迁入陕西生活至今百余年间，他们与当地人却从未发生过大的纷争，彼此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形成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
早期，初到关中的山东人便深切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
山东移民后人王学凯（阎良区新兴街道办原文化站站长）口述：
当时万和村大堡子的人，老祖先是姓赵的，他们从山东过来的时候，走到现在的住地，已经是半下午了。他们在一棵大树底下坐着休息，可能走不太动了，当地人就热情地过来，说：“客，你从阿达（哪里）过来？”山东这个赵姓人就说：“俺从山东过来，听说俺那个地方移民过来（这里）的很多，陕西这个地方也好，俺就过来了，我今天下午才走到这。”当地人就很热情地招呼：“你干脆不要走了，你看这个地方荒成这样，这里地也多，我们也种不过来，你就待到这算了，咱做个朋友。”当地人还热情地称呼从山东来的赵姓人叫“客”。直到现在，本地人把山东来的人都叫“山东客”，这实际上是一种很热情的称呼。
而这些山东客的到来，也为当地人带来了一些“意外收获”。新中国成立前，关中地区的土匪活动较为猖獗。蒲城县一位叫赵可的老人，老家在太平村的西南方向。在他的记忆里，土匪们常骑着战马、手拿武器，肆无忌惮地冲入村庄烧杀抢掠。然而，“太平村的山东人一来，土匪就不敢来了，因为山东人心齐，而且有胆量有血性”。
据赵可老人回忆，他在小时候经常听村里的老人们说起山东人打土匪的故事，几十上百个山东人手拿锄头与土匪们叫板，以至于土匪们最后不得不绕开太平村而行。自从太平村发展壮大起来之后，他所在的村子就少有土匪光顾了。山东人的尚武精神、勇敢无畏、敢于对抗土匪，维护了当地的和平，也增强了当地人的安全感。
实际上，山东和陕西无论是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早期在当地经常闹出笑话。
山东移民后人高铭昱（阎良区谭家村山东移民文化研究者）口述：
本地人（陕西人）不会腌咸鸭蛋，也不吃这个。年轻时上公社学习，有个本地人听到我山东口音，非得要跟着来俺家吃咸鸭蛋，结果端上来他就是不下口，说不知道是带皮吃还是扔掉皮吃。这里的人也不吃鱼，我们祖辈喜欢吃鱼，过来100多年了也不改这个习惯。一次一个本地人来俺家做客，他捯起一条小鱼，一口就咬掉了一小半，直接咀嚼着就咽下去了，结果满嘴的刺，差一点儿要了他的命，直说咱们山东人的鱼不能吃。
当然，这种笑话无伤大雅。最重要的是，在生产生活当中，山东移民和当地人互相取长补短、互帮互助，大大改善了彼此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
山东移民后人张广文（阎良区谭家村村民）口述：
咱山东的耧是一个腿，陕西的是三个腿，效率更高。人家（陕西人）的耧做得也科学，下种子稀密容易调节，咱山东没有，这一点咱应该向陕西人来学习。但是山东农村用的“二把手”车子（编者注：一种独轮车）比陕西的好，陕西的是“地老鼠”车子，又费人工、载重量还小，山东的载重量大。从互相学习各人的长处来说，对于关中东部地区农业发展，有山东人的地方比一般地方要好。
善于多种经营的山东移民也带动了陕西当地副业的发展。1900年，山东省郓城县唐景山在华州侯坊设香油作坊，土法榨制，一度归里停业。1935年又来华县重操旧业，作坊由侯坊迁至西关街。所制香油，色泽红亮、质纯味浓、久储不变，遂有声名，号称“华县西关老唐家小磨芝麻香油”。在唐家带动下，华县城区香油制作日盛，1953年多达30家。
阎良素有瓜菜之乡的美誉，随着政府的倡导与百姓的耕耘劳作，如今阎良的瓜菜生产规模空前，蜚声四海，成为当地群众发家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然而，瓜菜产业在阎良的兴起与山东移民的涌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官路村靠近石川河，大多是寿光移民，原籍有种植蔬菜的历史，他们扩大大棚蔬菜种植规模，并从原籍引进作物技术，对当地瓜菜种植产生重大影响。
山东移民后人张乐贤（阎良区官路村村民)口述：
种菜传统主要是从山东老家传过来的。在那个时候，当地陕西人都是靠（歇地），种菜种瓜的很少，看着这些山东人种瓜种菜能下苦得很，种得这么好，也学着种。周围村子都向官路村学习，直到现在还有来学习的，来问种菜的技术。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请山东寿光等地农技员到陕西传授大棚菜技术，寿光的农技员和当地人相互听不懂对方的方言，山东庄的村民还曾出面义务做过“翻译”。
20世纪80年代起，不少山东庄发展奶牛养殖、甜瓜种植，这几年又成立农业合作社，有力地带动了阎良农村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迁移也必然会带来文化的迁移。山东移民来关中的100多年，带来了齐鲁文化，和陕西本土文化实现了融合发展，出现了“合而不同，融而不化”的特殊现象。
山东移民注重学习吸收陕西的优秀文化。在多年的融合发展中，他们不仅学会了陕西话，还学会了吼秦腔，而且唱得一点不比陕西人差。山东的饮食文化与当地文化也实现了很好的融合发展，使关中地区餐饮更具多元化。山东移民清明节吃大饼卷鸡蛋，春节祭家堂。这些对当地人影响很大。谭家村的大饼餐饮发展迅猛，受到当地民众的青睐，常有外地人来此吃大饼、听鲁话，感受齐鲁文化。山东移民在面食制作上则虚心向当地人学习，传统的清汤白面片一去不复返……
山东移民崇文重教的观念，也为当地的教育带来了福音。山东人思想解放，早在1923年，今阎良区关山镇的山东移民就办起兴旺小学，开创了当地女子入学的先河。谭家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出了几个大学生，武屯镇房村西组的杨家一族就走出了14个大学生。
山东人尤为重视宗族传承，因此谱牒文化在山东移民中保留得也很好。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原籍有的地方续修好族谱，就托族人给客居关中的同宗捎来，如凤凰岭的《魏氏族谱》、秦家村的《李氏族谱》、邱家庄的《邱氏族谱》就是如此。有的移民怕来陕日久年深找不到老家，还特地回到老家抄写族谱或墓碑。
山东移民后人张所义（阎良区谭家村村民）口述：
小时候听大人说农谚，印象最深的一句是：“云往西，雨凄凄；云往东，一阵风。”爷爷给我父亲取乳名为“东来”，我们都像往西的云一样来自东方。山东，那里有我的根、我的先祖、我的老家。凄凄的雨，溜溜的风，是两地之间亲人连绵不断的别离恨、相思泪、骨肉情。
为了不忘本，不忘山东人来陕时的团结、义气、艰苦创业和合作共事的精神，许多山东庄取名双合村、双义村、三合村、聚贤村等，有些村还以山东的县名而起，如蒲城的“高密庄”、阎良的“淄川堡”等。早年还有些人给孩子起名叫山东、高密、青州等。
对于山东移民来说，陕西、山东，都是他们割舍不了的家乡。他们也成了秦鲁之间交流、往来的桥梁。
如今，山东移民在陕西这片土地上已扎根了百年，这份独有的“闯关中”精神将陪伴他们继续耕耘着、收获着、开拓着、创新着，书写下数不尽的奋斗故事，创造出说不完的人生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