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臣善
本文讲述的是邓颖超大姐1970年到北京二七机车厂，了解职工群众工作和生活现状，与大家促膝谈心的故事，作为亲历者，这段人生经历是我“不能忘却的记忆”！
邓颖超大姐是1970年10月13日和我们见面的，因逗留时间较长，印象极深。很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大家一致认为，邓颖超同志留在每个人心目中的形象，既是一个普通平民百姓和受人尊敬的老大姐，又是一个推心置腹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的伟人。
平民、大姐和伟人
那天早晨我刚上班不久，无意中隔着窗玻璃看到工厂军管会主任贾汀陪着一位上年纪的女同志走进了我们隔壁的房间，也没当回事。在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贾汀就是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而邓颖超大姐一行走进的房间内，铁道科学研究院和二七厂的一批科技人员正在合作研制铁路用的大功率可控硅和硅整流器。
这座房子实际是十几间小房间联成一体的大房间，是20世纪初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建造的欧式房屋，还有壁炉、地下室、铺瓷砖的卫生间，正好各派用场，地下室存放化学试剂，卫生间做了净水处理室。这座房子本来北、东、南三面有好几个门，搞电子元件要求密封防尘，别的门都被封死，只留一个门通行，走廊里放有鞋架，进入室内要换拖鞋、白色工作衫。进门左手第一个房间是值班室，正对房间门放一张用修火车头时换下的废钢管焊接的铁架床，东墙窗下是一张放置内部电话的旧木桌，房间面积不大，10平方米左右。他们首先进了这屋，贾主任知道不能再往里走，就让人叫出班长殷宝华。
殷宝华又叫了我和其他可以暂时放下手头工作的几个同志，有七八个人。从新闻纪录片和报纸上大家都熟悉邓颖超大姐的形象，不必介绍一眼就能认出来（那时一般人看不到电视）。那年邓颖超大姐66岁。我们这批人中，我刚30岁出头，殷宝华比我稍大，和邓颖超大姐相比都是小字辈。屋里没有椅子，大家请邓颖超大姐坐在床上，她拉了殷宝华坐在她右边，其他的人有坐有站。贾主任站在近门处对大家说：“邓大姐同志们都认识，她受周总理委托来看大家，顺便了解职工工作和生活情况，希望大家实事求是，知道多少说多少。”又指着殷宝华对邓大姐说：“他叫殷宝华，共产党员，是这个硅元件班的班长，有什么事您只管找他。”又向殷班长交代：“邓大姐交给你，她上了年纪，由你负责好好照顾，组织座谈。我还有事，就不陪了，回头我来接邓大姐。”说完话他转身出了房间。我们正不知该怎么称呼好，既然贾主任叫邓大姐，我们不分老幼就一律称呼邓大姐，显得格外亲切。
当时工厂由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部队）实行军事管制，车间称为连队，这个硅元件班起初属于内燃连，后来划入电工连。全班30多人，分为扩散、烧结、封装三摊，可以说是战斗小组。我是唯一保留干部职称的技术员，担任烧结摊长，领导十多个人，负责硅元件管芯真空烧结、清洗腐蚀、磨角等任务。
接待邓大姐是工厂领导亲自交代的任务，每个人心里都有顾虑，谁都不肯轻易开口。殷宝华鼓励大家说：“同志们都不要拘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仍然没人说话，场面发僵，显得不大自然。殷宝华又说：“要不这样，手头有急事的先去处理工作，回头再来。暂时没急事的，先随便聊聊，不要紧张，邓大姐是听咱们反映情况，说错了也不要紧。”听他这么一说，当时就有人出去干活了。
为活跃气氛，邓大姐看了殷宝华一眼，细声慢语地说道：“你是班长，又是党员，就带个头，你先说。”老殷被点将，他让别人不要紧张，自己倒紧张起来，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稍微稳定一下情绪，操着浓重的河北口音说道：“邓大姐，那我就先向您汇报一下工作吧，我没说到的地方请别的同志补充。”他简要介绍了我们积极研制铁路内燃机车，争取尽快实现周总理“不让冒黑烟的火车头进首都”的愿望。当时我国还没有民用大功率电子器件可控硅和硅整流元件，又面临国外的限制和封锁，铁道科学研究院派出优秀科研人员、调拨先进设备、支援贵重材料，紧密配合工厂，已初步制成单晶硅材料和200A硅元件，500A可控硅也正在试验，很快就会出成果。
邓大姐听到这里插话说：“好啊，谢谢你们，你们都辛苦了。听贾主任说，你们歇人不歇马，一天24小时都不停工是吗？”大家七嘴八舌回答：“我们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号召。”邓大姐连连说：“好，好，有志气。”接着问：“你们这里女同志多吗？”不知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都说女人顶半边天，我们这儿女人顶半边天还多，女的比男的多。”此话不假，我这里十多人，男的只有三个，其余全是女同志。每个夜班我都安排两女一男，并要求上中班的男同志夜里要负责把女同志送回家。邓大姐认真听着，不时还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录，她停下来扫视一周对大家说：“你们都还年轻，革命的日子长着哪，要好好工作，也要注意健康啊。现在我来提问题，点到谁谁说，别不好意思。你们叫我大姐，对大姐可要说实话啊。”大家静静等待邓大姐问话，“殷班长我看还是你先说好吗？”老殷立刻表态：“邓大姐，同志们都知道我这人爱说直理，只要我知道的保证如实汇报，不知道的要请大姐原谅。”连姓都省却了，好像真是对自己的大姐说话。“那好，你每月挣多少钱啊？”大家听完一愣，别的首长谁也没提过这种问题，邓大姐提出后大家都有些意外。老殷很快回过神来答道：“和我同等情况的工人每月40元1角，我中专毕业比真正的工人少1角钱，每月40元整，另加6元辅助工资，总共46元整，病假、事假要扣钱。”“你家几口人，还有别的收入吗？”老殷很坦率：“我是工农户，上有老母下有爱人和三个孩子，家庭成分下中农。只有我一个人在工厂上班，他们都在河北省广宗县农村当社员，老母和爱人体弱多病，孩子小，挣不了多少工分。不过农村花费少，我还有现钱，比纯农要强。”邓大姐接过话茬说：“你收入低，全家分居两地，生活比较困难。不要灰心，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会慢慢好起来。”这时我插了句嘴：“老殷爱人特别会持家，吃苦耐劳。有次来厂探亲孩子病了，在北京铁路总医院住院一周多，才花5元钱，母子两人只吃馒头、咸菜，喝医院不收钱的白开水（当年馒头两角钱一斤）。”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我一直站在电话旁边，邓大姐问我：“总站着不累吗？你为什么不坐？”我急忙回答：“我来这个班以前曾在车间开机床，不能坐，一站就是一天。起初很累，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有时在别人家串门，坐着说话，不自觉会站起来，好像成了职业病一样。”邓大姐似乎恍然大悟：“噢，原来是这样。”
她注视我一下，可能是我戴的眼镜引起她的兴趣，于是问道：“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哪年参加工作的？”我连忙答道：“大学毕业，1963年8月26日进厂，已有七年工龄。”邓大姐又亲切地问我：“工资多少？”我带着几分幽默顺口回答：“三五牌的，月薪55元5角，外加4元辅助工资，每月总收入59元5角。”细心的邓大姐发现了什么，她追问道：“刚才几个同志辅助工资都是6元，你为什么只有4元？”我解释说：“工厂规定工人职称6元，干部职称4元，我是技术员，干部职称。”邓大姐进一步问：“刚才几个大学毕业的也是6元，是否发生什么差错，如果错了就向领导提出来，应该得到的别不好意思。”邓大姐是怕我好面子，教导我实事求是，我特别感动，不能不作进一步解释：“那几个同志虽是大学毕业，职称已明令改为钳工、车工、电工，虽不算真正工人，但享受工人待遇，粮食定量也比我多4斤，我每月32斤，他们36斤。”邓大姐先“噢……”了一声接着说：“现在干一样工作，粮食定量应该一样才对啊。”为消除误解，我只好再作补充说明：“我指的是粮食定量本上的数，干部参加劳动按考勤，每天补粮2两。”邓大姐再问：“你家几口人？有其他收入吗？”我便实话实说：“我父母都没了，目前3口人，爱人是小学八级教师，中级师范毕业，月薪37元整。孩子刚两岁多，由岳母照顾。我爱人兄弟姐妹多，每月要给她父母30元。”
听完我的话邓大姐说：“这样看，你比他们强些，按说也不富裕。两人上班，一个孩子，很好。听说过‘一个嫌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计划生育号召吗？”我告诉邓大姐知道这话，但未深刻领会其含义。
在询问别人时，我一面听一面端详邓大姐的神态：她一头过耳的自然短发，不吹不烫不卷，虽有部分斑白，脱发甚少。说话语调缓慢亲切，面目慈祥。身着蓝色服装，既非西装，亦非中山装。上衣翻领，有两个无盖插兜，只能算是便装，已洗过多次，有点褪色，最多也就是六成新。走在大街上，和普通群众一样，没有一点所谓干部派头，就是当时的基层女干部也比她神气得多。
礼物、废品
座谈气氛轻松愉快，如同平常几个人聊天差不多，只是谈话中心始终围绕着邓大姐的问题，转眼已是11点多了，殷班长提议说：“大体情况也就这些，大家说的都是真心话。可不可以请邓大姐赏光，参观我们的工作现场？”邓大姐同意后，老殷又说：“大家都回自己的岗位，由老郭带路简单扼要给邓大姐介绍一下。”往里走时邓大姐站住说：“你们都穿拖鞋，换干净工作服，我这样不行吧？”我们连忙告诉邓大姐，这是为保证产品质量规定的内部制度，外人不许入内，偶尔光临的领导，无大妨碍，请邓大姐放心。她还顺口说了句：“那我可就特殊了啊。”她走遍了每个房间，有时停下来和工作人员说话。
我一面走一面想，今天有幸遇上邓大姐，我一定要送点纪念品表达一个平民百姓对中央领导的崇敬。可送什么呢？走到测试台时，我灵机一动，打开密封箱，取出一个作废了的500A可控硅管芯，对邓大姐说：“我代表全体职工送给您和周总理一件小小的纪念品，请您务必收下，这算不上礼物，只是代表工人群众的一点心意。”并将这个管芯放在玻璃皿里雪白的滤纸上捧到邓大姐面前，她可能因事发突然而感到有些意外，思考片刻轻轻说道：“这东西要是有用，就装到机器上，让它为抓革命促生产出力，物尽其用么。”我连忙说：“邓大姐，要是咱们国家都是像您这样的人当家多好啊，这个管芯表面看不出毛病，实际是件废品。您说的话我事先已想到了，成品是上千元的东西，我哪敢擅自处理啊！”我一面说一面又取出一件外表完全一样的成品，在试验台上演示给她看，荧光屏上出现完全不同的图像，邓大姐打趣说：“我明白了，这和医院里的心电图机差不多，出现一条平线就不行了，是这样吗？”我忙说：“一点不错，还是邓大姐见多识广，一看就明白。”邓大姐笑了：“那我就收下了，我代表恩来谢谢大家。”我用滤纸包好交给邓大姐，只见她仔细夹在笔记本中。
这管芯大小和现在的一元硬币差不多，结构却很奇特：背面是稀有金属钼，中间是经过专门处理的半导体硅，正面是金锑合金，靠边缘有一个小米粒大小的金硼钯合金圆点，以光谱纯石墨压紧放在真空炉内烧结为一体，金光闪闪，像纪念币那样，便于保存。
虽然只是将一个废管芯送给邓大姐和周总理做纪念，但大家都觉得十分有意义，东西虽小却象征了我们工人对总理和邓大姐的深情厚谊和美好祝愿。
乡亲、知音
正说着话中午下班汽笛响了，贾主任来电话说：“现在下班路上人正多，麻烦你们，我稍等一会儿就去。”殷班长让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再多陪邓大姐一会儿。一时屋里清静多了。我想起一篇资料上的记载，信口说出：“邓大姐，咱们还是乡亲呢！”邓大姐应道：“是吗？你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河南……”“你咋知道和我同乡哩？”我说：“在一篇文章中看到的，我原籍河南辉县，在黄河北面。”
邓大姐说：“你的河南口音已不重，出来多少年了？”我说：“1946年逃难，像那时民谣所说：一条扁担两只筐，俺爹带俺去逃荒。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在原籍活不下去了，从郑州往南步行乞讨，先到湖北，又到湖南、广西。解放后上学，又跟着铁路建设大军转战陕西、甘肃、新疆，最后到北京。走的地方多，口音就变了。在书上看到邓大姐小时候也在天津读书，从事革命活动，现在也听不出是什么地方口音了。”邓大姐说：“是啊，没有乡音了，我们都说普通话，不是很好吗？”
大约过了15分钟，下班人流高峰已过，一辆叫不出牌号的旧卧车停在院中，贾汀同志把邓大姐接走，临上车还回头挥手和我们再见，大家异口同声请邓大姐代向周总理问候，请总理为革命保重身体。邓大姐从车窗伸出头来：“谢谢大家，请放心，我保证做到。”
本文选自《纵横》2001年第12期“往事追忆”栏目，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