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芯

大地与海洋是人类文明诞生的两大源头，也是文学书写的母题。如果文学有颜色，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应该是土黄色，因为执着于大地——历史上的沉沦、呐喊与救赎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之上，土地赋予中国文学以生命力。而大海因其多变的状态，以及浪漫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情调，多以诗歌的形式在中国文学中出现。我们甚少凝视海上叙事。这大概跟近代中国的殖民史和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剧变有关。但阿占的中篇小说集《墨池记》让我们看到了海洋之于文学的多种可能性。

在《墨池记》的四部小说中，几乎都甩不开大海的影子。有关这一点，阿占毫不隐讳地指出：

真的别无选择了。身为青岛人，爱海，是基因里的爱。潮起潮落之间，我很早便明白了静止与流动的相对存在，就像寂静与喧嚣互为参照。海教习自由，教习远眺与回望，海塑造了这一方的哲学体系和美学标准。海的坏脾气也会随时发作，离岸流、天文大潮甚至能带来死亡，而这是人间的真实部分。

阿占对蓝色也情有独钟：

海边出生长大，蓝是我最早结识的颜色。学画画以后，蓝成了我的习惯用色，延续至今未改。现在，我想让这篇小说也是蓝色的，如果做不到，那么，我希望下一篇以及未来的无数篇，能够是蓝色的。

阿占坚信，小说应该为情绪服务。从《来去兮》《满载的故事》《墨池记》到《后海》，每部小说几乎没有处于中间状态、犹豫的情绪，连同人物、渔村和城市的命运都有一致的走向。而蓝色则是让人产生顿悟与自省的生命诗学。因此，如果要为小说选择一个确定的色调，那应该是“深蓝”。此处的“深”指的是时间和空间的纵深感。它增加了“蓝”的厚度。

圆形的时间构成

《满载的故事》存在两条时间线索：一条是胡家林的线性跃进史，一条是满载的圆形宿命线。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胡家林和满载的时间线是交织在一起的：

全村的人都在念叨那惨烈的往事，似乎要用这种方式催促满载长大。

满载的成长不以年龄作为标志，而是被乡人“催促”长大的。胡家林似乎是一个吞噬时间的黑洞。尤其在满载的父亲李老大横死海上之后，满载成长的时间就是胡家林的时间。我们仅能从“满载三岁了”“那年满载九岁”“过了十四岁”，或者满载逐渐觉醒的性别意识判断出在胡家林流逝的时间。

在“一场杀戮”发生之前，文本给读者制造出一种错觉：满载的传奇会永远持续下去。甚至可以说，天赋异禀的满载控制了胡家林的时间。小时候的满载发现凶狠的青庄鸟会放过每一条即将产卵的雌鱼而不捕食。从连续三年迁徙至胡家林的青庄身上，似乎明白了天道循环的道理。甚至李寡妇也过着“如此往复”的生活。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毫无节制开采胡家林海域活动的开始，胡家林的时间和满载的时间彻底分道扬镳。胡老大毫无顾忌地捕鱼，甚至一直追到鱼产卵的地方。胡老大只是始作俑者。老渔把式怕遭天谴的忧虑只持续了几天。私欲膨胀必然带来人性与人心的堕落。自此，胡家林的时间呈直线状“一路狂飙”。

当变成高档社区丽园听海时，胡家林的时间线彻底中断了。因为入住丽园听海的业主不仅没听说过发生在胡家林的传说，就连胡家林为何地都一无所知。与其说，胡家林翻开了新篇章，不如说，随着传说的消失，胡家林也湮没于时间浪潮中了。

与此相对比，满载始终生活在传说时代里。伴随着大规模的捕捞，满载不仅一次次地生病，而且预言了海上台风的发生。潜在的叙述者没有把这些事件归因于满载天才的赶海技能，而是借村民之口扯出了龙王和海怪。似乎只要满载活着，传说时代就没有终结。当然，随着满载自沉于海中，胡家林和满载的时间都消逝于大海深处。二者殊途同归了。不过，小说留下了一个“尾巴”——海边撒野的孩子：

孩子在码头上放过风筝之后，满载就断定他是渔家后代了。一只蹩脚的乌贼风筝，在孩子手中变得知风向，明深浅，豁然开朗。九岁，满载再次断定——跟自己当年在滩涂上讨生活时，一样大。

在满载自沉之前，潜在的叙述者故意安排了一次相遇。这个孩子甚至成了满载自沉的见证者。通过他，潜在的叙述者似乎想制造一种感觉：满载的时间或许会在女博士的论文，或者孩子的眼中得以延续。

从小说结构来看，《满载的故事》是圆形的，一如满载时间的形状。李寡妇为防止满载遭遇李老大一般的横祸，禁止其下海。而最终，满载也确实死于海上。虽是主动为之，但不得不说，他与自己的宿命相遇了。海是满载旺盛生命力的开始，也是他的终结之处。这就是小说的圆形结构。圆形结构散布于《墨池记》四部小说中。从倔强出走又回归海边的王小鱼，到遇见宿命的满载，再到活成松菴的李可真，最后到回归滩涂的谷子，人物命运与时间轮回交织在一起。圆形的时间构成了阿占小说生命诗学的一部分。

描绘的是一个大时代。大时代中依然有小人物生存的空间。研究者往往把写小人物的卑微生活当成对这座城市的批判。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是，现代都市应该是雄浑昂扬的，特别是当国家处于特殊时期，琐碎且并不光彩的日常生活与大氛围格格不入。其实，这是一种“外乡人”的研究视角。

已有研究者对 “外乡人”的形成、发展脉络进行了考辨。作为一种身份指称的“外乡人”潜藏在人们的认知中。只要看一看研究者对待北京、上海和南京的城市书写的态度，即可发现，这些城市承载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思考，也就获得了独树一帜的城市性格。但研究者对青岛的性格知之甚少，实际上就是没有把青岛当成现代中国的缩影和范本。青岛应具有与北京、上海和南京等量的研究价值。

除此之外，《来去兮》中王小鱼生活的空间也值得关注。与其说那是一座城，不如说它位于老城区里的一条老街，凋敝并且缓慢，这种状态赋予了时间更加复杂的特性。这是王小鱼逃离又回归的重要原因，在经历过成长阵痛以后，理解并接受了连着老海的青岛老城，阿占也在小说中完成了精心布设的空间多样性。

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大母题。作家们多习惯于凝视其一。而阿占则用大海把二者相连：

老城连着老海，向东向西，曾有无数的渔村沿岸散落。渔村的码头旁泊满了船只，桅杆与桅杆，船舷与船舷，彩旗和风，彼此无意识的碰撞之声总是不绝于耳，有金戈铁马之铿铿，有环佩叮当之清丽。

这些都构成了青岛人的日常生活。阿占很擅长挖掘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前世是充满传奇色彩的渔村，今生则是光怪陆离却遗忘传奇的城市。

作为一个从渔村发展而来的现代城市，阿占用小说记录了许多渔家文化传统，如很多地方化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满载的故事》中渔把式们赤身裸体，出海前向海神庙行祭祀礼，这种仪式不仅是一种文化传统，更促进人物性格的成熟。可见，阿占不仅记录仪式，还让它成为小说中的一种旋律。另外，阿占开拓了 “市井世界”。这一市井空间把村庄、小镇、城郊和城市连接起来。

阿占对历史建筑“德式老房子”进行了多次描摹：

沿地势而建的老房子，墙皮剥脱，门窗寒酸——破归破，欧式坡顶和花岗岩基座，都是少年不曾见过的。父亲说，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已经换了数不清的房主。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青岛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一如德式建筑中居住着穿深色对襟袄的松菴。阿占笔下的渔村和城市往往有错落有致的韵味。人的情感性格是层次丰富、复杂多变的，城市亦然。唯有潜入日常生活才能释放城市性格的复杂性。《墨池记》中松菴居住的德式建筑已然褪去了往日的风采。但遗世独立的松菴、甘草与茱萸又让这幢建筑焕发出新的光彩。

从“下乡”“回城”等词可以判断出，《墨池记》

老海的空间样态

“回望”中的城市性格

当人们试图了解或者描绘一个空间时，总有一种不知如何下手之感。因为，不管是城市还是疆域更广阔的地区，其中都充满了纷繁复杂的现象。有时，这些现象是十分客观具体的，比如自然条件、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等问题，可以用一些具体、客观的数据进行描述。但是，还有些问题，比如社会氛围、文化特征、该地区居民的精神面貌就很难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

更为复杂的状况是，这两种空间维度还会纠缠在一起。因此，想要抓住一个地域的特征并不是容易的事。不过，沃尔夫冈·伊瑟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他曾言：“文学文本是虚构与现实的混合物，它是既定事物与想象事物之间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结果。可以说，在文本中现实与虚构的互融互通的特性远甚于它们之间的对立特性。” 伊瑟尔还坦言，通过作者的生平经历、人生信仰及扑朔迷离的梦境来揭示文本的意义无疑是水中望月，其间充满了主观臆断。与其这样，不如把文学作品放到更大的文化背景中，把文本中的世界当成一个自足的世界。作者的意图正是通过建构文本中的世界而得以揭示。文学虚构不仅是为了描述事物，更是为了显示事物之间的潜在联系。故事本身不具有真实性，但它所揭示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文学想象具有建构空间的能力，它为我们描绘空间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文学文本是作家的精神产品，它包含了作家对待世界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存在于他所描述的对象中，还可能成为介入现实世界的一种手段。文学想象对现实世界的介入不是通过生硬的模仿来实现的，它要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文学想象并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作家的社会经验、历史知识作支撑。文学想象是个人情感与人类智慧的总和。因此，通过文学想象来认识地域是一条有效的途径。由此看来，把文学想象作为进入历经时代变迁的海边城市青岛的通道是恰如其分的。

青岛这座城市包含了不同于以往的移民文化。城市的性格集中表现为人群中共有的精神情感特征。从王小鱼到谷子，阿占无一不是让他们在历经世事变迁之后回望青岛这座城市。回望的姿态恰恰擅长展现群像。回望是一种“大杂烩”的视野。它携带了多样的生活经验，既是超脱地远眺、冷静地审视，又是对此城此地的生活体会地深刻反映。阿占正是以回望的姿态创作。与典型城市相比，历经时代变迁的青岛是非典型的，或者说它与传统的常态城市不同。因此，回望的创作姿态根植于青岛独特的社会形态。

由此可见，在回望的视角中，城市性格和人物命运都充满了非理性因素。回望的视角不仅串联起了多个人物，还编织起战时城市命运共同体。这让人们看到，特殊的精神心理状态不是一城一人所独有的。作为一个巨大的容器，青岛不仅容纳了始终找不到灵魂归宿的王小鱼，还成了各种观察视角的汇集之地。青岛的老房子是特殊的。因为不论是这座城市的发展模式，还是描摹它的笔法均以回望的方式呈现出来。“洗心革面”的海边渔村是普通的。因为它的各个侧面就是现代中国城市的缩影。

阿占的小说集《墨池记》中隐藏着一个共同的叙述者：回望者。正如历经人生波折的王小鱼又回到了人生的起点——老房子；满载回到了赋予他灵性的大海；李可真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地回述着自己学书法的经历以及老家伙们在“后海浴场旧址”抚今追昔。可是，这一切都还回得去吗？在王小鱼口中，我们找到了答案：本该回不去的——故乡和老房子，不是毁灭在现实中，就是毁灭在念想里。我们也只能借叙述者之口追忆那抹“深蓝”。余华在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说：“小时候，我见到的海是黄色的，于是他跳入海中，往深处游，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可是，当我们讲故事时，发现那泛黄的源头再也回不去了。这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座城市共同的命运。阿占所痴迷的“蓝”不只是海水的颜色。它和土黄一样，都属于回不去的源头。这是一种怅然若失，又拥有无限吸引力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