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堂的创始人是即墨周家疃人，姓王，名有祥，1921年只身来青岛创业，先是在沧口的“下街”（后定名为沧台路）创办一家刻字店。上世纪30年代“上街”建成后，随之迁往沧口大马路，即现在的四流中路营业。
在我刚记事时的1952年，这家门店就坐落在国棉六厂（前日资钟渊纱厂）北面，过了沧口飞机场铁路专用线大约不到一百米的地方，门头坐西面东，与万香斋饭店（此后为沧口锅贴铺）紧挨着，旁边还有瑞福祥绸缎庄。1956年公私合营后并入了第四钟表厂。
在青岛刻字这个行档中，一说起书林堂，没人不知道。
1964年，我结识一位原籍即墨灵山、居住在振华路名叫傅凤池的忘年之交。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也曾在本地刻字谋生，书法及手艺极好，经常调侃的一句话就是“书林堂，打得强，输了现钱赢了账。”说的是书林堂当家的与人打牌，输时兑付的是真金白银，赢的却往往是收不回来的输赢账。这句话后来成了实在人弃实得虚的代名词。俗话说，喝酒打牌看人品，其为人的信誉由此可见一斑了。
书林堂当家的信誉好，字刻得好，也兼营刻漏版和其他文化用品业务，是靠“刀耕”谋衣饭的匠人，尽管时局动荡，政权几番更迭，在此领域却一直独领风骚。上自达官富商军警官佐，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均有涉及。最便宜的质料是木头戳儿，小拇指粗的一小截，几毛钱一枚。比较讲究且耐久的是牛角，最昂贵的有犀牛角、象牙、黄金、玉石之类，前几项均有价，最后一项就无价了。物贵人亦贵，手工费自然不菲，这才叫“水涨船高”。听傅老人对我说，黄金印章大多刻在戒指上，一般不必收取手工费，刀尖抠得深一点，光赚取金屑的价值就足够了。在青岛市内，包括胶济铁路沿线许多有点身份名望的人都来找书林堂刻章，持书林堂的印章一直是值得炫耀的事情。
在民间，印章是人生成熟的里程碑，是个信用招牌，证明你已经担当社会信誉责任。所以只要有点社会地位的人，都将此物看得非常珍重，特别是生意人，经常揣在腰包里，准备签约立证使用。只有无文化没地位的粗野之人才在重要文书上动辄按手印画押，令人有种上公堂打官司录口供受侮辱的感觉。所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沧口街逐渐兴盛，交易信用越来越频繁，他的生意也就做得越来越红火，清末民初的大书法家王垿为他书写了门头牌匾。他还在当时沧口繁华中心地段的大马路上购置了房产。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寇扩建沧口飞机场，强迫明真观从大翁窖头（即今达翁村）迁移至小翁窖头（今晓翁村），在重修新庙宇时，他是重要的出资赞助人之一，有碑文记载。1922年，北洋政府接收胶澳，1925年至1928年三年期间，“狗肉将军”张宗昌督鲁，横征暴敛，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从他家勒索走2000块大头钱。据《胶澳志》记载，当时一个苦力一天的工资只有两毛钱，花生米市价是4分钱一斤，鲜地瓜一分钱一斤，可见他是个靠手艺致富的商人，也足以证明他在当地的影响。
王有祥老人是上世纪90年代去世的，享年90多岁。家父和他比较熟悉，彼此有些来往。
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11月，王有祥的次子王振理将自家的老字号在柳林路46号重新开张。1987年，他在振华路52号大院（原先日资保来纱厂，即“难民院”）的外墙开了个门，坐南朝北，新的书林堂就在这间简陋的小棚户里营业。我登门求刻名章时，下了几级台阶进到屋里，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接待了我。简单交谈了几句，他顺手找出一方木质章料，没有像通常刻字刀手那样先打底稿或将字体从纸上翻印到章料上再行雕琢，而是将章料捏在左手中，右手用刻刀轻松割出四个边框，当中均匀地划了个十字。沉思默定，心无旁骛，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地将我的名字横躺着直接以反字的形式刻在章面上。刀法娴熟，如走龙蛇，刀锋所至，不留任何痕迹。我两眼不眨地观赏着他的整个制作过程，感到很是美妙神奇，体验着一种艺术创作的愉悦享受。也见识到了一种家传的手艺作风和工作方式。章成之后他习惯地撮口吹了吹，仔细端详了一下，蘸了蘸印泥，重重地压印，纯正的正楷字体鲜艳亮眼，跃然纸上，真是一件巧夺天工的精美艺术珍品。我将这事对一位书法家同学讲了，伴他一起来到店里，请王师傅刻了两枚书画闲章。他很是满意，感叹这真是奇特功夫！
在不经意的经营操作中，操刀者的文化素养和底蕴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
这位老艺人于1994年因冠心病溘然长逝，享年只有54岁。他的儿子王延波是第三代的书林堂传人，现在也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他给我出示了自己家幸存的两本印谱孤本，分别是他爷爷王有祥和父亲王振理的遗宝。
这两本印谱是用毛边纸手裁装订成的，23公分长，14公分宽，没有页码，也不是刻意经营之物，只是在图章完工后随手印上去留存观览的，排列得并不规范整齐。没有注明刻印人的姓名，也没有标明制作的日期。经年日久，尘垢水渍，破损严重，右下方卷折得厉害，虽历经近百年沧桑，章印仍鲜艳清晰可辨。
我对两本印谱通篇进行了认真阅读。
第一本印谱前几页中有一枚章刻着“第二军长张宗昌缄”，显然是信函或公文的封面印章。张宗昌督鲁是在1924年9月，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奉军第二军副军长，后改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1925年初任苏皖鲁剿匪司令，4月任山东军务督办。他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造成“青岛惨案”。由此可推断出这本印谱起始的大致年代了。
在这本印谱中，有很多颇具史料价值的商业字号和商标印章。
第二本印谱出自王振理之手，成谱时间在改革开放以后，是他重拾旧业后所刻印章的一小部分，从中我发现了我所认识的两位已逝友人的名章。斯人已逝，但留下了自己难以磨灭的印记，可为后来者纪念。